职场上历久弥新的谎言

因为深圳丝路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员工朱波被怀疑因连续加班熬夜导致过劳死，“白领炮灰”这个词儿流行起来，白领俨然成为了新一代的弱势群体。

白领这个劳动阶层真实的状态，被忽视很久了。职场的辛苦，只在小白领的圈子内被私下里嘀咕嘀咕，最多被各个网站和杂志的职场栏目拿出来说道说道。主流的声音，都在说白领是多么的体面光鲜。媒体把白领生活精彩的一面无限夸大，甚至制造了一个白领无所不能的假象；老板在你耳边谆谆教导着要为了责任为了前途努力工作，付出就一定有回报。现在，因为中国也出现白领“过劳死”，白领的实际生活状态引起了广泛重视，这是因祸得福。

职场谎言，一是来自媒体的渲染，二是来自领导的欺骗。而且由来已久，历久弥新。

先说媒体。

我有一个正在读博士的朋友，毕业后很有希望成为大学教师。但她对教师职业不感兴趣，却十分羡慕白领生活——白领们衣着光鲜、举止有度，举手投足展现文明社会礼仪；白领们工作高效、节奏快，快马加鞭的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白领们靠自己的能力晋职、靠竞争吃饭，符合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拼搏一番的梦想。

可惜，她对白领生活的不切实际的印象，不是来自于亲身体验，而是来自于广告、电影、电视和时尚杂志。实际工作中，身为白领，你不得付出高额的置装费，即使累个半死，也要穿着板身的衣服和累人的皮鞋、腰板挺直面带微笑（这就是礼仪）；你不得不纠缠于复杂的内部关系，将多半时间花费在无聊的内部摩擦中（这就是效率）；即使你进了国际化大公司，想单单靠业绩、靠能力出位也很难，当你觉得自己足够好的时候，总有关系比你足够硬的人在前面挡道。所以，实际工作中很少有人会迷信能力。

媒体塑造出光鲜亮丽的白领形象，我想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老板们在制造精神鸦片。老板很清楚，虽然白领实际上并不光鲜亮丽，这种精神鸦片接触多了，就会觉得自己真是光鲜亮丽了。二是小白领们的yy。有些人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因为中毒已深，总觉得这是自己运气不好之故。别人的世界很精彩，自己的世界很无奈。这种心理在小城市的白领阶层中很有生存空间。

《时尚女魔头》是很典型的一部反思白领生活（职场生活）的电影。但它在白领中流行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她展现了一个梦幻般的白领生活。虽然女主角最后看穿了自己的工作，炒了老板的鱿鱼，但她所展现的恰恰是小白领对职场不切实际的梦：漂亮的时装、繁忙的工作、美好的前途，无论多大的麻烦、老板多么苛刻的要求，总能处理的恰到好处。是这些让观众着迷。电影没有把梦中的人叫醒，反而造了一个梦。

小事也要“不折腾”

新疆农业大学附属小学为迎接自治区政府针对学校办学条件的一个检查，加紧装修粉刷，导致除六年级以外的500多名学生放假12天。校长称“检查5月7号就要开始，而我们改善办学条件的经费3月初才批下来，所以现在装修粉刷也是迫不得已。”（4月3日《都市消费晨报》“校舍搞装修小学生放假”）

今年流行语“不折腾”为百姓津津乐道。可见，老老实实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儿，是人心所向。不仅大事如此，小学装修这种“小事儿”，也该如此。

装修的规律是什么？如果是新房装修，当然选择入住之前；宾馆装修，应在入住的淡季；单位装修，最好选择放假时段，尤其学校，更应如此。而这所学校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道理也很简单，是装修的规律屈从于权力的规律使然，是教育的规律屈从于官场规律使然。官场之中，但凡有各种检查，必然导致下面乱折腾，中国官场文化影响力往往超出政府，但凡有级别的地方，基本都信奉这一套官场逻辑，小学无论是财政还是编制都被政府管着，当然无法免俗。

其实，装修虽说是小事，其实不小。小学生对世界的看法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学校。试想，学校为了迎接上级检查可以“折腾”学生，会在学生心理留下什么印象。我想，学生们一定对权力的作用印象深刻，对权利的无力深有体会了吧。这不是危言耸听，虽然他们可能还不清楚什么是权力，什么是权利，但肯定明白了自己在学校的地位很低，政府的官们说话很好使。

“不折腾”应该从小事做起，按规律办事应该从小事做起。

问责：板子应该打到谁身上？

——“近日，网友爆出，“中国消防在线”网站上，河南开封消防支队与漯河消防支队的宣传稿件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漯河政法委书记换成了开封副市长，而开封副市长讲话中竟还有“构建和谐平安漯河”字眼，网友戏称‘开封指导漯河工作’。 ”（3月24日《华商报》

从学者到民众都对问责制翘首以盼之时，此事经互联网炒大，有关部门当然不敢怠慢，据说抄袭者某“文字雇员”已被解雇。

此事让我联想到去年发生的打瞌睡干部被免职事件。

“2008年12月18日，湖南衡阳市委、市政府召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有六名与会干部在会议期间打瞌睡，其情景被曝光于互联网， 2008年12月25日,湖南衡阳市委作出决定，对六名在开会时打瞌睡的干部，免去他们的党政职务。”

两次事件，有关部门反应不可以说不快，问责不可以不说不重，不是解雇既是免职，有乌纱帽的摘掉，没有乌纱帽的砸饭碗。

但细究起来，如此问责，是否问到了点子上呢？其实，这不过是“领导有病，秘书吃药”的又一翻版而已。板子打错了地方，该痛的人安然无恙，怎么能起到警醒的作用？

当前，机关文风、会风的突出问题，在于重形式、轻实效，无论大会小会、有事无事，领导都要出来讲一讲，不让讲，领导觉得没面子，下面人觉得领导不重视。在这种氛围下，每个领导都有一套文字班子。坦白地讲，我就是给领导写东西的，深解其中滋味，无外乎点灯熬油，炮制各种讲话稿，要展示领导的思想深度、重视程度，还要每次都能推陈出新，让领导满意。至于讲完了对工作有何帮助，没人细究。全部的意义只存在于主持人总结时的一句“某某领导的讲话十分重要，大家要认真领会”云云。

可想而知，“文字雇员”们在这种工作强度下，“借鉴”一下是难免的。还好，读书人的事，不能算偷。如果掩饰得好，也不会有人注意，更不会有人追究了。这种讲话稿在会上念出来，漫长无比，很难刺激听讲的人的兴奋点的，产生心理疲劳而堕入梦乡也是难免的事儿。我相信，有机关经验的人基本都有被领导催眠的经验。

可是，一旦将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规则摆在桌面上，该有人负责了，却让“文字雇员”、台下听众负这个责，是不是很不公平呢？板子举起来是很轻巧的，落下来心也不痛。但这就像车翻了，不去批评而批评车，再次翻车的隐患仍在。既然可以不负责，领导的长话废话照讲不误，“文字雇员”当然不敢不去炮制各种讲话稿，台下听众当然也要抵抗着如潮的睡意按时到场听领导的重要指示。

权力从来都是和责任对等的。位置高而不用负责的，大概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元首算是一种。但是英国的国王（女王）仅是虚位元首，并不掌实权。当板子打在“文字雇员”身上、打在台下听众（即使是官员，相对台上大官而言，也是群众）身上，相当于我们承认了掌权者可以不负责人。难怪有人认为在中国当领导容易，稿子有人写、事儿有人办、责任可以推到一边。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问责制”要像权力开刀。权力向自己开刀，困难很大，但是在国家政府越来越透明的趋势下，我们已经看见了曙光。

其次，要转变机关作风，改变办文办会重场面、重级别的劣习。其实，即使是美国总统，也有自己的写作班底。不同的是，在竞选中，如果他把选民说睡着，失败的是他自己而不是选民。因此，他必须说有用的话、说有感染力的话。我们也一样，要做到有话长说，无话短说，以解决问题为目的。通过转变文风会风，解放文字秘书和下属，避免将那么多精力放在无谓的事儿上面。

这样的“感情判断”不要为好

最近本着找别扭的心情写了个小东西，基本是无病呻吟。其实我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很久没更新博客了，放在这里吧。

读罢《殴打记者的城管，依然沉默着》，不禁感叹，记者的“感情判断”已然到了如此地步，可以一边急不可耐的表白“客观中立是记者的基本职业素养”，一边用自己也不能确定的事实影响着读者的“感情判断”。逐段读来，连我也不能不佩服，孙旭阳事实而非的逻辑是很能蒙倒一些人的。
孙旭阳自己也承认“陈勇长沙之行的真相，也许永远在罗生门内。”，只是他的“感情判断”不允许他接受这个事实，因此凭着城管们不肯接受采访的事实，轻描淡写的评论一句“这并不正常”，把读者的立场轻轻的不着痕迹的拉到了陈勇这一边。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不接受记者采访就不正常。如果记者可以通过这种“不正常”而得出结论，我们广大网民可不就都有作“无冕之王”的潜力了么。
接下来，孙旭阳记者又用自己“仅仅是或许”的判断——陈勇遭质疑是因为他被人为替人出头，将长沙网民对陈勇“涉嫌下套诬陷当地城管等部门”的指控不着痕迹的化解了，并得出城管打人比陈勇的行为危害性更大的判断，再次表现了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
最让人佩服不已的是，孙旭阳记者一直也没有忘记记者要以事实为依据表达观点的职业道德，在文章快要结束时抛出杀手锏，以长沙市岳麓区左家村村民一则短信为根据，狠狠的把城管们踩在了脚下。我想，我也可以报名当个兼职记者吧，因为我每天都要收到数十条短信，包含着大量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已经基本具备了职业记者的素质。

附：新京报孙旭阳原文
记者手记
　　2009年3月16日、22日，《求是》杂志下属《小康》杂志的记者陈勇，先后两次在长沙市岳麓区一拆迁工地遭到城管殴打。此事经本报等媒体报道后，引起舆论关注。有评论认为，保护代表公众知情权的记者，就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公民权。
　　但同时，也有疑似来自长沙的网民指出，陈勇其实是冒充记者的身份，干涉当地的拆迁工作，其目的是牟取私利，为朋友出头。其两次挨打的经历也很蹊跷，涉嫌下套诬陷当地城管等部门。
　　我是参与报道陈勇遭殴的记者之一。做为挨打者的同行，我不能不对此事有自己的感情判断。但正因为本人也是一名记者，对上述质疑陈勇的言论也不能不予以关注。众所周知，客观中立是记者的基本职业素养。
　　我就有关疑问问陈勇，他的回答是自己确实是去采访的。尽管我们之前曾见过一面，我还是通过百度，查出其以前的很多稿件，足以证明其记者身份。陈勇长沙之行的真相，也许永远在罗生门内。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事发后，长沙市政府及城管等部门，一直没有就事发地的拆迁的合法性予以证明。打人的城管，被一些帖子形容为被诬陷的受害者，但这些受害者却一直沉默，甚至回避媒体的采访要求。以常理度之，这并不正常。而这些帖子本身，对拆迁的合法性也从无论证。
　　在现实采访中，媒体线索来源的多元，难免会使人产生记者“帮人出头”的判断，这或许是陈勇遭到质疑的原因———仅仅是或许。但即使陈勇出于个人动机，那么，一个行私的记者，只要以事实为准绳采写稿件，其危害，与当地城管的打人相比谁更大，这是值得思考的。
　　答案或许莫衷一是。那些沉默的城管，和披露所谓“内幕”的网民，交相呼应，成吊诡的一景，却不能不提。
　　本报关于陈勇的报道上网后，事发地长沙市岳麓区左家村村民给我发来短信，说当地征地手续很不完善，他们组织了一千八百多人的集体诉讼却以败诉告终。这位曾经目睹陈勇遭殴经过的村民连声要求我为其姓名保密。
　　他说当地警察曾对此找过他，并让他老实点，和数千村民一样，他对此无计可施，“跪求记者为我们讨回公道”他说。
　　我实在无法承受他的一跪。谁知道呢，也许明天在某地挨打的，就是我。
　　□孙旭阳（作者系本报记者）